6月28日下午3点多，国家发改委网站公布了一份5家单位联合签署的重要文件——《关于促进市域（郊）铁路发展的指导意见》。

这可不是一份铁路发展的专项文件，而是重塑中国城市格局的重要宣言。它的问世，意味着城市圈时代正式降临中国。

在文件上联合盖章的5家单位不仅有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铁路总公司，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部门跻身其间，这就是住房城乡建设部！

没错，这份文件将关系到中国城镇化的方向，决定一系列城市的价值，影响到相当一批中国人的购房置业。

文件的主要内容有：

1、为什么要起草这份“指导意见”？文件一开头就说，是为了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市域（郊）铁路发展，对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改善城市人居环境，优化城镇空间布局，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说白了，通过市域（郊）铁路，可以扩大城市规模，增加城市容量，减轻城市病。而市域（郊）铁路，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城际轨道交通。

2、文件明确提出：至2020年，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长江中游、成渝等经济发达地区的超大、特大城市及具备条件的大城市，市域（郊）铁路骨干线路基本形成，构建核心区至周边主要区域的1小时通勤圈；其余城市群和城镇化地区具备条件的城市启动市域（郊）铁路规划建设工作。

3、规划范围原则上应为城市所辖市域，可统筹市域周边具有一体化倾向、通勤需求较高的毗邻区域。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鼓励有条件的城市研究开行市域（郊）列车。

4、文件还提出了很多具体要求：线路要串联5万人及以上的城镇组团和旅游景点并设站，车站按照功能适应、设施简易、安全便捷的原则尽量设置于城镇中心，增强交通引导和提高客流聚集。设计速度宜为100~160公里/小时，平均站间距原则上不小于3公里，优先采用地面或高架。

5、关于铁路的运营、融资等，文件也给出了创新、引进民间资本的巨大空间。

6、文件还列出了“市域（郊）铁路”第一批试点项目表，其中包括：

这份文件意义非常重大，我的看法如下：

1、以这份文件为标志，中国城镇化正式进入了城市圈时代。城市圈概念提出得很早，但之前仅仅是个概念。只有地铁、城际、高铁等这些大运力交通工具出现，城市圈才能变成现实。A城居住，B城工作，这种模式正率先在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出现。其中廊坊—北京、昆山—上海，东莞—深圳，佛山—广州这种居住、工作模式已经相当普遍。

2、文件里除了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之外，还提了成渝和长江中游城市圈，这意味围绕着成都、重庆、武汉、南京、杭州的城市圈，会被国家优先发展。四大一线城市，以及上述强二线城市的周围，能实现1小时通勤的三四五线城市，将迎来重大利好。随着铁路系统的完善，地铁的对接，这些中小城市将实现价值发现，人口将涌入，房价将上涨，城市规模、档次都会上一个新台阶。

3、随着国家“建设10个北京”策略的落实，未来中国将有至少10到15个国家中心城市（其中一线城市或许被定位为世界城市，比如上海和深圳已经被中央提出要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围绕着这10到15个中心城市，将形成一个个1小时通勤圈，其半径至少在50到70公里。如果按照深圳东莞的人口密度，这15个半径为70公里的城市圈，足以装下中国90%到100%的人口。所以，你可以想见一下，远离这些城市圈的中小城市的命运。

也就说，这是一批三四五线城市的重大利好，同时是另外一些三四五线城市（远离中心城市）的利空。城市价值大分化的时代即将到来。

4、十多个城市圈同时建设1小时通勤圈，将带来巨大的基建规模。这一波建设红利将集中在轨道交通、铁路等行业，一大批上市公司将受益。同时，这一波建设也将对宏观经济产生拉动作用。

对于投资者来说，短期可以抓一抓“市域（郊）铁路概念股”，中长期则要关注中国城市格局的变迁，以及城市价值的大洗牌。东莞、惠州、佛山、中山、江门、嘉兴、苏州、南通、保定、廊坊等一批城市，显然将获得最大的红利。

当然，在同一个城市里，偏远的区域也将受益。比如国家首批11个项目里，就有连接深圳福田到坪山的线路，坪山是深圳东北部的“偏远区域”，靠近惠州。通过“市域（郊）铁路”的建设，这类中心城市的偏远地区，也将获得新的机会。

二、中国城市格局再洗牌：两大湾区比拼决定中国未来

作者：元淦恭  来源：元淦恭说（ID：yuangg173）（本文不代表金融五道口立场）

香港回归20周年在即。上周二（20日），首届粤港澳大湾区论坛在香港登场。此次论坛由中国市值最大的企业腾讯承办，汇集了粤港澳三地的政商名流，风头强劲。自3月《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粤港澳大湾区”概念之后，“粤港澳湾区”一直是中国区域经济的一大热词，更有论者指，“粤港澳大湾区”和“雄安新区”是“一南一北、一北院一南院”。

然而，站在中国区域经济既有的格局来看，京津冀地区和雄安新区还远未成气候，真正和粤港澳湾区可比的，应该要数环杭州湾地区。粤港澳以香港、广州、澳门形成三个顶点，杭州湾地区也以上海、杭州、宁波形成三个顶点，颇有些可对应的地方。

珠江口与杭州湾的经济地理概貌

图1 杭州湾和珠江口示意图

图左是杭州湾地区各城市空间位置示意图，图右是珠江口地区各城市空间位置示意图。这里将“深圳”和“香港”作为一个整体，因为在1840年以前，深圳和香港同属广东新安县，事实上深港两地总计面积也仅有3000多平方公里，还不如上海的一半，所以上海的空间，由深港两地对应；中山、珠海、澳门也同理，过去三地大致同属广东省香山县。（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为了分析维度更聚焦，所以选择了杭州湾和珠江口地区最核心的城市，其范围可能和官方的相关规划存在差异）

从各个城市的相对位置来看，珠江口和杭州湾非常相似，杭州和广州分别是区域内老牌的中心城市，和杭州、广州相对位置类似的上海、香港则是在1842年开埠之后逐渐发展成型。区域内大体上都存在三个核心区和两个介于三大核心区之间的走廊地带，把杭州湾这幅图顺时针旋转90度，大体就是珠江口。

下面再来看这两个湾区的经济总量、人口规模和面积的比较。

表1 2016年杭州湾和珠江口经济总量对比（单位：人民币亿元）

珠江口周边城市的GDP，除“中山+珠海+澳门”低于与其对应的宁波市外，其他城市，都高于杭州湾周边对应城市，比值大约为1.2到1.8，香港和深圳GDP之和4.08万亿，相当于上海的1.48倍，这也基本上是珠江口周边和杭州湾周边的总量之比，珠江口周边地区GDP合计，相当于杭州湾沿岸的1.51倍。

表2 2015年杭州湾和珠江口人口对比（单位：万人）

从人口来看，珠江口对应区域的人口总数也普遍多于杭州湾周边，仅有两个例外。香港和深圳人口之和少于上海，而中山、珠海、澳门三地人口之和也远少于宁波。但杭州湾地区和珠江口的人口数量差距就小得多，两地人口都在5000万到6000万的数量级，杭州湾只少300万。

表3 杭州湾和珠江口地区面积对比（单位：平方公里）

从面积来看，杭州湾各城市和珠江口地区相较，管辖范围都要大得多。香港和深圳面积之和，还不及上海市的一半，广州也不及杭州市的一半，广深莞佛珠中六市加上港澳地区，面积不过杭州和嘉兴两市之和。

表4 杭州湾和珠江口地区各城市人均GDP（单位：人民币万元）

上表比较直观地反映了杭州湾周边地区和珠江口周边地区的发展水平，珠江口的深港人均GDP超过20万，广州和中珠澳在15万左右，相较而言，东莞和佛山人均GDP则明显要低一些，在10万左右。而杭州湾周边各市，人均GDP大多都在10万左右，上海、杭州、宁波三个高地，人均GDP也在12万左右，均低于广州市。香港和深圳的人均GDP分别29万元和16.74万元，仍各自明显高于上海。

上面的图表，反映出杭州湾和珠江口经济地理的宏观概貌，也展现出“粤港澳大湾区”在中国经济中极为独特的地位。珠江口地区是中国经济和人口集聚效应最强的地区，即使和另一个聚集区长三角地区相比，珠江口地区的人口密度更高，经济密度更高（单位土地的产出更高），经济效益（人均GDP更高）也更好，它契合现代经济的特征，高度集中下的人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是效率的关键来源。

经济重心从长江到沿海

1842年鸦片战争战败，中国被迫开启近代化进程。从经济地理格局来看，这带来了最近两百年来中国经济主轴的第一次大转移，而这次大转移形成的基调虽然因抗战和毛泽东时代的三线建设一度出现反复，但大体上的框架一直稳定到现在。

1842年《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开放“五口通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随之开埠。这使得沿海城市成为外资进入中国的桥头堡，和中国近代化的先行者。自南宋中国经济重心完成南移之后，长江流域和邻近长江流域的地区（主要特指钱塘江流域）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轴，江浙、两湖和四川，分别在下游、中游和上游形成人口和经济高地。苏州、杭州、汉口、成都等，是近代之前农业中国的关键贸易节点。而自1842年以后，中国经济的重心从长江流域沿线逐渐开始转向沿海一线，直至今日，广东、江苏、浙江、山东、上海等沿海省市，居于中国经济的绝对龙头地位。

沿海重要的港区，都位于河口三角洲，杭州湾地区的北缘上海，正好是中国第一大河长江的入海口，珠江口则是中国水量第一大河、华南地区流程最长、流域面积最大的珠江的入海口。自中国经济重心移向沿海地区之后，长江口和珠江口，在自然地理上就成为中国南方最具优势的两个核心节点，成为中国和世界之间的枢纽。

汇丰银行的名称，正是中国经济地理变迁的最佳注脚。HSBC，H代表香港，S代表上海，而今，香港是粤港澳湾区的东南缘顶点，上海是杭州湾湾区的北部定点。站在今天的新视野来检视，上海固然属于长三角，同样也属于杭州湾，今天上海港口的主体——洋山深水港，和宁波—舟山港，正是一北一南拱卫着杭州湾。

2000年以后的新变化

1992年南巡谈话后，中国对外开放力度更大，逐渐成为最受国际投资客青睐的投资目的地。上海也在多重动力的助推下加速起飞，中央政府的眷顾仍在，而欧美资本也纷纷回到这个曾经最熟悉的“十里洋场”，上海同时成为国有经济和“买办经济”的尖端。前者支撑了上海工业中心和内地金融中心的地位，后者则使上海成为商业和贸易的节点。

除了土地是国有的，香港并没有庞大的国有经济部门，但香港经济中也有类似内地国有经济的特殊部门，即房地产部门。上海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和香港面临某种类似的境地，香港强大的房地产部门和依托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的“买办经济”占据香港城市生态的头部，使这个城市营商与生活成本高企，其他产业生存空间明显受限。而在国有经济和外资经济的极度强势之下，上海的一般民营经济也一直难称发达，而相较于深圳、广州和杭州，上海也并不被视为一片适合创业的热土。

回归之后的香港，和内地形成了更紧密的关系。无论是资本还是人员流动，都远比回归之前更为频繁。当内地港口全面开放，香港有形的港口地位不复当年显赫，而她作为内地连接世界的资本纽带作用，却并没有太大削弱。香港经济和社会面临的真实问题，不是她本身难以维持繁荣，而是这种背靠整个内地服务内地顶尖政商资源的体系，已脱离了香港市民乃至珠三角固有的土壤，香港上流社会更加“空中楼阁”，而贫富悬殊拉大、社会流动停滞导致的社会戾气和民粹主义几乎无从疏解。

时至21世纪，香港早已不再像昔日那样，作为广东发展最重要的资金来源，外资、台资纷纷抢滩，本地的国资和民资也壮大起来，广东省的珠三角部分形成了一个生态圈，深圳和广州则是这个生态圈的两大极点。

深圳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最成功的移民城市，虽然北京上海广州和香港都是移民城市，但她们都没有在如此短暂的时间中接纳过如此巨量的移民。深圳没有北京、上海的户籍壁垒，也没有广州的方言壁垒，“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口号，真实可感，这和北京端着一副“北京欢迎你”的姿态实则对外来者百般刁难大相径庭。在短短十几年时间中，深圳成为中国新经济最重要的代表，腾讯、华为、中兴、比亚迪，都是中国经济的翘楚。而这座城市还拥有一家证券交易所和大量的金融机构，是仅次于京沪港三地的金融中心。她甚至还拥有万科、华侨城这样的最顶尖的房地产企业。香港和上海有的金融和地产，深圳也有；但香港和上海没有的腾讯、华为，深圳有，这成为深圳最重要的底气。

广州从很大程度上，是承接了香港的产业转移。中国内地全面开放以来，欧美金融机构通常仍将东亚地区的区域总部设在香港或新加坡，但直接向用户和企业销售实体产品的实业企业，都逐渐将其大中华区机构迁到内地。香港相当的商业功能（而非金融功能）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步转移到广州和上海。

相较深圳，广州和上海的经济结构更为相似，两市都有强大的基础工业部门，譬如汽车制造；两市都是重要的商业、物流和交通枢纽，而深圳并不算是。广州相较上海最大的劣势是没有证券交易所，从而缺少全国性的金融资源，时至今日广州金融业增加值和京沪深三地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也是由此导致的。

以阿里的崛起为标志，杭州突然走入镁光灯的中央。然而，回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杭州虽然低调，但一直稳扎稳打，相较长江流域的南京、武汉、重庆、成都，杭州最大的优势，是他身后的浙江。谈到所谓休闲宜居，通常人们会把杭州和成都放在一起对比，而浙江人和四川人的性格，明显不同，这也使杭州和成都呈现出相当不同的经济面貌。

最近几年来，《第一财经周刊》每年都做“新一线城市”评选，在这个评选中，成都通常都排在杭州之前，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个评选非常注重消费类指标，尤其是商业品牌的集中度，成都是个消费主义的城市，也自然成为整个中西部地区高端消费品抢滩的前沿，和广州一样，类似群雄逐鹿的商业中心。而杭州则不然，相较四川人，浙江人更精明，更愿意把钱用于“生钱”而非简单花掉，杭州人总体比成都人更富有，但杭州对豪车、奢侈品乃至国际一线品牌的追逐远不如成都热切，甚至在Shopping Mall上也是银泰一家独大，外来势力几乎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虽然坐拥西湖湖山，杭州却更接近一个“商务城市”，而非“商业城市”，杭州居民（未见得是“老杭州”）相较广州和成都“吃茶”的市民而言，更有一种类似深圳人的致富热情。在中国成功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榜单上，杭州几乎可与深圳比肩，而超过上海和广州。一个可资参考的数据是，杭州的A股上市公司有116家，而广州只有84家。与邻近的苏南相比，浙商在资本运作上也胜出一筹，杭绍甬嘉四市GDP总量仅相当于苏锡常镇四市的82%，但拥有261家A股上市公司，较苏锡常镇之和多出57家，相当于后者的128%。

珠江口和杭州湾的未来

总的来看，珠江口地区和杭州湾地区相较，各有优劣。从现状来看，珠江口地区发展水平整体略高，且区域分工更为精细，譬如广州作为商业中心，深圳作为科创中心，而佛山、中山、珠海则是制造业要地（有美的、格力这样的世界级企业）；杭州湾地区相对而言不仅人均指标略低，内部的差异化发展程度也没有珠江口高。

相较杭州湾地区，珠江口地区大企业更强势，但中型企业数量不占优势。广深莞佛中珠六市合计A股上市公司435家，明显少于沪嘉杭甬绍合计的524家。佛山、珠海拥有格力、美的这样的大型企业，但全市的上市公司总数都在30家以下，而甬绍嘉三市上市公司总数都超过30家，宁波和绍兴更超过50家。

前瞻未来，珠江口地区和杭州湾地区，谁可更胜一筹，还是未定之天。现代经济，关键在于资源的流动，流动带来活力，更带来动力。在我看来，影响一个区域中长期发展的因素，无外乎人才流、资金流、信息流和货物流。哪个地方能够最有效地汇聚这几种流，哪个地方就能占得发展的先机。

应当承认的是，相较于过去泛珠三角“9+2”机制之类的宏观设计，中央政府提“粤港澳大湾区”，无疑更切合港澳的实际需要。香港的长远发展，不能单单依靠内地对其的“充分利用”，也要考虑到在珠三角这个高度紧密的物理空间中，寻找自身定位。但珠三角湾区最大的不确定性，仍是内地和港澳之间的制度藩篱，以及内地和香港之间存在的深层次的信任芥蒂。在这个意义上，珠江口沿岸的“四流”的自由流动，整体上可能比杭州湾面临更大的挑战。

再来看人才流。珠江口无与伦比的开放性，使得她几乎没有保留地接收其他外地名校的优秀毕业生，武汉一市，高教资源几乎超过广东全省，但广深地区所接纳的武汉名校毕业生，远远超过湖北当地。然而，珠三角自身的高等教育和科研院所资源，总体上仍然偏弱，这也是粤港澳大湾区相较于全球领先的知名湾区的一个短板。杭州湾地区情况则相反，江浙沪的高校和科研院所资源，远远超过广东，但江浙沪地区整体的开放性较弱，尤其是上海，本地高校毕业生和非本地高校毕业生，在落户、就业等各个方面，待遇都有明显差别，对外来高端就业的吸引力相对较弱。

在资金流方面，珠江口并不输给杭州湾。珠江口地区拥有香港和深圳两个金融中心，且各有特色。中央政府提出“粤港澳大湾区”，从金融层面也必然有从顶层上统筹港深两地资本市场功能的意图，香港和中国内地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早已不可逆，回归二十年后，以珠江口地带为锲口，进一步增强香港和珠三角地区的一体化，被视为更有效驾驭香港的手段。

在信息流方面，深圳和杭州，分别以腾讯和阿里占据互联网产业的两大高地。在互联网经济的层面，广州和上海分别拱卫深圳和杭州，深圳和杭州占据技术和平台的原点，而广州和上海的互联网企业（如携程、唯品会），则聚焦商业和社交的应用场景。从这个意义上说，珠江口和杭州湾，一时难分伯仲。

货物流是珠江口相对的短板。珠江受地转偏向力影响，东岸是深水良港，西岸岸线较差，而杭州湾南北两岸都有世界级港口。然而，从长远来看，货物流相较于人流、资金流、信息流，早已不是那么重要的因素，航运和贸易中心最关键的竞争要素，已不完全基于港口的物理属性，而在于其规则制定权和市场公信力。伦敦河港早已凋敝，但伦敦仍然是绝对的国际航运中心，其命门正在于此。然而，粤港澳大湾区能否最大化发挥香港既有功能，功夫在诗外。

结语

虽然“粤港澳大湾区”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但这真的只是“北院”的意图吗？最高领导人对粤港澳地区的重视程度，从来不容小觑。习仲勋复出，首次主政一方就是在广东，他和妻子后来长期居住在深圳，直至病重；而现任领导人在备位期间，自己又是港澳协调小组的组长，对于广州、深圳、香港、澳门，他是熟悉的。

他对杭州湾地区就更熟悉。他的两任省级“一把手”经历就是在浙江省和上海市。他的“之江团队”，更是一个对浙江高度熟稔的团队。从G20到亚运会，再到刚刚在深改组上被宣布同意设立的杭州互联网法院，中央对杭州的期待，乃至对整个杭州湾地区的期待，也是殷切的。

一个国家的繁荣，离不开这个国家头部地区的繁荣。珠江口和杭州湾，就是中国数一数二的头部地区，她们的未来，是这个国家的未来。历史性的机遇仍在，但决策层对人口流动的强力限制和营商生活成本的不断高企，或是影响两大湾区继续开放加速集聚的负面因素，如何基于开放原则形成真正不同区异梦的高水平一体化，也等待着系统的制度安排和成熟的政治智慧。